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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西方在人權問題上極限施壓,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踐踏

        發布時間:2022-08-08 13:08:34  |  來源:中國網  |  作者:席偉健  |  責任編輯:劉夢雅

        席偉健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

        近來,美西方國家無視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女士的調查報告,戴著人權問題“有罪推定”的有色眼鏡,一再對以中國和俄羅斯為代表的非西方國家人權狀況橫加指責,尤其是處于戰爭漩渦中的后者為甚。

        今年3月以來,西方國家尤其是北約主要成員國出現了一種集體歇斯底里的狀況:首先體現在政治軍事領域,繼對俄羅斯關閉領空之后,多個西方國家表示要征召民兵組成“志愿軍”支援烏軍,同時搞武器“眾籌”的把戲,旨在增強烏軍殺傷俄軍的軍事技術力量;其次是經濟金融領域,除了對俄羅斯威脅使用“金融核彈”即把俄踢出SWIFT體系并對其主權債券進行評級降級的操作之外,多家跨國公司紛紛提出中止與俄羅斯市場的合作,蘋果公司甚至在地圖軟件上把俄羅斯作為一個國家整體刪除了;再次是科技文化藝術領域,從學術界、醫療界到體育界乃至娛樂界,西方各法人團體紛紛開始“泛政治正確”式的站隊表演,宣布要抵制、排斥一切跟俄羅斯沾邊的事物。更荒唐的是,除了對俄羅斯的“活人”動手外,連“死人”都不能幸免:歐洲已經有多所院校宣布將俄羅斯作家、藝術家的作品移除出大學課堂和教材。瞠目結舌之余,有必要分析下這種操作的來由。

        當代意大利政治哲學家阿甘本曾在《赤裸生命》等著作中提出“生命政治”理論時提及古羅馬時代的一種刑罰,即宣布一個人可以被任何人使用任何手段殺死,行兇者不僅不會受到任何法律追究,而且連對受害者的祭祀都將不被允許。阿甘本把這類受傷害的人稱為“赤裸生命”?,F在看來,作為對俄羅斯出兵烏克蘭的政治回應,美西方國家的政客操縱傳媒、煽動民意的制裁手段和理念有滑向這種古老刑罰的危險,這無疑將導致一場人權問題上的返祖現象出現,是對現代人類政治文明的踐踏。更有甚者,將這種措施用在一個民族國家及其全體國民身上,可謂是前無古人,可以說只有納粹統治下的猶太人有類似遭遇。

        首先,如果說美西方國家憑借其強大的傳媒機器成功煽動民意、揮舞人權大棒的話,那么,這里所謂的民意基礎到底是什么?關于俄烏戰爭的是非曲直,引用美國進攻現實主義大師約翰 米爾斯海默教授2014年發表在美國《外交》雜志上的文章觀點,可以發現美國學界對此危機的來由其實洞若觀火:主要原因在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背信棄義,違背了30年前蘇聯解體時其有關北約不再東擴的承諾,絲毫不尊重《新明斯克協議》的約法三章,持續不斷地對俄展示咄咄逼人的戰略進攻態勢,導致沒有退路的俄羅斯在萬般無奈之下孤注一擲地作出回應。

        事情的本來原因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普京第一個扣動了扳機。對于西方而言,這一點比多少原因的傾訴都更具有說服力,這就是資本主義傳媒機器長年累月塑造出來的“民意基礎”,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文化霸權”的基石。其所謂的人權觀念,就是建立在這一理念基礎上的。

        其次,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舶來的民權運動思想理念的集大成者——“政治正確”意識形態激活并極化了歐洲的人權理念及啟蒙政治思想傳統,使其政客和民眾放棄了對政治事務的現實主義考量,在做出可能會反噬自身利益的重大政治抉擇的時候,完全不考慮全球化條件下自身與俄羅斯的合作依賴關系。雖然有馬克龍這樣較為務實的政治家在戰爭爆發前的努力斡旋,但事態一旦惡化,他們為了延續本黨在任期內的政治利益,也不得不選擇屈從“政治正確”——西方人權不僅高于受人權大棒敲打的諸國主權,甚至也高于作為西方人權“帝國”體系內一分子的本國主權。

        需要指出的是,美西方國家對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民權運動一直持津津樂道的態度,認為是資本主義文化及價值觀的巨大勝利。殊不知,如果認真剖析美國民權運動本質的話,會發現其存在矛盾的兩面性:一是表面上的歷史進步性,即面對60年代群情洶涌的民權運動,采用以退為進的戰術對少數族裔群體、特別性取向群體等相對弱勢群體進行權利妥協,實質上是以“身份認同”政治來瓦解、破壞無產階級的階級認同;二是手段的可質疑性,即聯邦政府以破壞原有政治、法治傳統甚至違憲的手段,使用國家強權而非對話協商的手段貫徹被歧視的少數群體的權力訴求,1957年9月的阿肯色州小石城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證。

        久而久之,在西方世界就形成了兩個奇怪的人權景觀:第一就是人權的“種姓制”出現,導致某些少數族裔群體的人權被有選擇地尊重。一方面,在現實世界,美國的非裔、拉裔等少數群體的人權一直在遭受來自公權力即警察暴力的實質性侵害,并不定期地引發大規模的暴力抗議活動;另一方面,在高校入學考試、跨國公司招聘等方面,卻人為地突破形式上公平公正的競爭規則,不顧后果地向非裔、拉裔傾斜,出現了變相的“血統論”“出身論”。更有甚者,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社會治理無力情況下,有的州議會及政府對于社會上出現的以“零元購”為代表的低烈度社會動亂,居然在法律上(即加利福尼亞州的“47號法案”)選擇了默許與無視——反正買單的是保險公司,進而可以憑借金融霸權體系將這種金融上的虧損轉嫁出去。

        如果將這種政策與亞裔人群近來所遭受的種種不公正對待甚至“種族仇恨襲擊”相對比,正如有識之士指出的,這是當代美國社會出現的一種奇特的混合了膚色、族裔文化特征和社會圈層特征的具有印度種姓制色彩的社會結構,可謂社會結構上的返祖現象。

        第二則是打著“政治正確”大旗的特定身份群體人權訴求日益極端化。依據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 貝爾提出的“中軸原理”理論,當代西方社會制度日趨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賴以運轉的強調“經濟化”即企業科層制治理的社會結構中軸、強調民主和政治參與的政治中軸和強調“自我實現”的文化中軸彼此之間的脫節與斷裂。從目前的趨勢來判斷,涉及公民價值觀塑造領域的文化中軸在傳媒界、藝術界、學術界的影響下,往往比政界和產業界走得更遠,借助互聯網新媒體的壟斷威力,扮演了文化“十字軍東征”急先鋒的角色而脫韁飛奔。近日,針對俄羅斯及其國民的制裁鬧劇就能充分說明問題所在,只問立場不問是非,完全壓制住了國內政治家和所有有識之士理性聲音的發出,這恰恰證明了托克維爾一個多世紀前所發出的有關“多數專制”民主暴政的擔憂。

        總之,在美國屬靈主義政治病毒的侵蝕下,在明知國家利益甚至歐盟整體利益都會受損的情況下,歐洲的政客們還是無奈地在“支持美國”還是“更支持美國”的兩個選項中做徒勞無功的政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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